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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听起来是一个负面的政策安排，但在改革的前期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发挥了正面的影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大多数银行都是由国家控股，资金配置和定价也受到政府多方面的干预，这些都会带来效率损失。但是这个金融体系在把储蓄转化成投资的过程中是非常高效的，只要有储蓄存到银行，很快就能转化投资，直接支持经济增长。第二，政府干预金融体系，对金融稳定有一定的支持作用。最好的例子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率超过了30%，但没有人去挤兑银行。原因就在于存款人相信，只要政府还在，放在银行的钱是有保障的。中国改革40年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并不是说没有出现过金融风险，而是政府用国家信用背书，为金融风险兜底。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在1978年就完全放开了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一定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金融危机了。

三是技术对于未来的金融体系会产生很大改变。金融科技或者是数字金融，确实在很多方面改变了金融体系。下一轮的改变，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传统金融部门，比如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未来可能会变成数字金融的主力。当然这些大科技公司还会继续做，也许会出现新的劳动分工，擅长做技术的做技术，擅长做金融的做金融。这样的一个体系形成以后，对金融体系、对整个宏观经济都会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

卡森认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价格指数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每个月或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尽管美联储认为PCE指数对通胀率的判断只会产生零点几个百分点的误差，但不要忽略的是，这小小的误差可能都足以造成联储整体政策路径的偏移——毕竟决策者们设定了一个2%的恒定目标。卡森建议道：

对于国内期货公司的应对，期货务实专家、原中国期货业协会非会员理事张宜生表示，期货公司随着开放要面对来自国际的竞争，成立风险管理子公司，向投行方向发展，走出去为实体企业服务，和国际投行竞争。具体到研究的角度，中信期货研究咨询部副总经理刘宾认为，期货公司的专业性体现在研究上，目前期货公司在“一带一路”的参与上还比较少。现在更应该考虑怎样服务国际机构，也倒逼了研究的转型。公司的研究是与业务分离的，应对国际化要培养和提升研究的能力，要把客户和研究品种分层分类，在研究品种上也要国际化。

第四，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是发行方，那么认购方都有谁？具体来看，专项产品的投资者主要为保险机构、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及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产品。第五，这次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直接设立专项产品，和2014年至2015年期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联手试点两融业务，有何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沪港深基金总份额骤升。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募基金市场上沪港深基金总份额为983.43亿份。截至一季度末，沪港深基金总份额达1933.77亿份；截至二季度末，总份额达2306.81亿份。仅半年时间，沪港深基金份额扩大1323.38亿份，增长幅度达134.57%。